今年是第一次以國家名義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緬懷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中慘遭侵略者殺戮的死難同胞。那麼,在77年前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平民構成情況如何呢?
  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不久,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為了掌握南京大屠殺對南京社會經濟破壞的真實情況,以便對受害民眾展開救濟,從1938年3月8日開始,在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斯邁思(Lewis S. C. Smythe,又譯史密斯)的主持下,曾對南京進行了一次較為廣泛的抽樣調查,最後形成了《南京戰禍寫真》的報告。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調查也十分重視,從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計有首都警察廳、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和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先後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南京大屠殺案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社會調查。這些大量原始的調查資料,為今天研究遇難民眾死亡人口的性別、年齡和職業結構情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斯邁思的調查和戰後國民政府的調查在時間、環境、方法和目的等方面不盡相同,例如:前者調查時,大規模的南京大屠殺雖已告一段落,但零星屠殺仍層出不窮,當時人們尚處在日軍的高壓統治下,真實而全面數據的獲取不可能不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戰後國民政府所進行的調查則是在日軍已宣佈投降之後,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中國民眾已轉而成為戰爭的勝利者,但經過淪陷八年的艱苦歲月,許多人與事已不復“存在”;前者調查方式運用的是社會學中的抽樣調查,而後者則是全市普查和人民來信控訴等方法相結合;調查區域方面,前者不僅調查了當時南京市的主要地區,還調查了南京周邊四個半縣的廣大農村,後者則完全限制在南京市管轄範圍之內。
  但是,兩者所呈現的統計結果及所反映的狀況卻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從男女死亡比例上來看,斯邁思調查顯示,市區男性占87%,女性為13%,農村地區男性為84%,女性為16%。農村女性死亡比例略高於市區。戰後調查資料顯示,在不分城區與鄉區的調查中,男性死亡比例約占82%,女性占16%。另一份報告顯示,男性比例為76%,女性占22%強。(註:另有2%的兒童未分性別)。如果就鄉區和城區個案的統計而言,則顯示鄉區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為75%,女性高達25%,而城區中男性所占比例高達91%,女性只有9%。兩次調查數據說明,男性死亡比例遠遠高於女性,而在鄉區,女性死亡比例則高於城區3至16個百分點。
  其次,從年齡結構來看,斯邁思調查顯示,城區死亡人口的年齡中,15歲以下占6—8%,60歲以上占28%以上,60%以上死亡人口為15—60歲之間的青年和中年人。另外,被抓而失蹤者的年齡全部在15到60歲之間。如果將此部分人口當作死亡人口計算,則這個年齡段的死亡人口所占比例在88%左右。鄉區這個年齡段死亡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為77%。這一比例情況,同戰後調查結果基本一致。即:一是死亡人口中80—90%的年齡集中在20到60歲之間;二是城區死亡人員中,20到60歲之間的死亡比例高於鄉區10個百分占左右;三是在60歲以上的遇難老人中,女性死亡比男性高10個百分點。
  第三,從職業結構來看,戰後國民政府在進行的調查統計數據顯示,在遇難人口中,97%以上是平民(而且其中主要成份是農民)。其實,儘管斯邁思調查報告中沒有明確統計平民的比例,但因常住人口死亡現狀的統計本身就是基於平民而言的,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兩次調查結果都表明南京市常住人口遇難者中絕大數都是平民。
  當然,由於戰爭期間和戰後各方麵條件的限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社會調查並不充分,統計數據也並不周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南京地區的一些學者和大學生已多次對南京地區的幸存者進行走訪調查,取得了一些相當珍貴的原始數據,如通過戴袁支等人的調查,僅南京湯山鎮湖山村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有61人遇難和失蹤(均有詳細姓名和遇難情節)。隨著這些調查資料的整理出版,無疑它將與檔案資料可以進行相互印證補充。
  (作者為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  (原標題:遇難者絕大多數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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